（原标题：专访《日掛中天》导演蔡尚君：“刀锋锐利升鸿网，是向善的决绝”）
访并文 陈智廷
威尼斯当地时间2025年9月1日下午2点，我有幸在威尼斯丽都岛 Palazzo del Casinò 中、149座位的沃尔皮厅（Sala Volpi），一睹为快蔡尚君导演入围威尼斯主竞赛的《日掛中天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5天之后，当地时间9月6日，该片女主辛芷蕾在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荣获沃尔皮杯最佳女演员奖。
《日掛中天》片名出自粤剧《紫钗记》（1957）中最有名的《〈剑合钗圆〉段落〉：夫妻久别重逢，李益向霍小玉歌颂真爱的“日掛中天格外红，月缺终须有弥缝”，寓意与磨难和解、破镜重圆，并将电影意蕴根植于拍摄地广东。自片头开始，辛芷蕾饰演的36岁女主角美云牵引观众情绪直到片尾，表演幅度广阔、情绪细腻，荣获威尼斯影后实至名归。
在我看来，《日掛中天》格外真实，剧情虽经虚构与编排，但角色让观众共情，仿佛从环境中有机生长出来，归功于蔡尚君与妻子韩念锦合作编剧。有意思的是，虽然全片由女主驱动，却并非那种内心强大、事业爱情两得意的“大女主”戏，而是聚焦于生育、工作、爱情等现实的不容易。美云是一个在矛盾中挣扎、在生活中求存的女性，不是传统道德意义上的好人或恶人，也不是很讨喜，但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。
怀孕时，她躺在医院照超音波，医生的画外音冷冷地告知没有胎心。她努力工作，作为一个东北人，在广州十三行诚大时装广场经营“美云的店”，直播带货卖衣服。顾客因质量问题要求退货，她刚下播就立刻扮演客服，还得与同样经营困难的制衣厂沟通退货，用粤语说是“一脚踢”。无独有偶，文晏导演入围柏林主竞赛的《想飞的女孩》（2025），灵感同样来自时代变迁下的服装市场。
爱情方面则更加复杂，美云在过去与未来、道德与情感之间羁绊纠缠。用佛教因果的说法，这是一种“相欠债”。她的旧情人是本地韶关人葆树（张颂文饰），两人恩怨纠葛源于五年前的肇事逃逸，葆树替美云顶罪入狱，但美云早已不爱他，“恩大于情”。她抛弃了他，却始终感到内疚和亏欠。这份恩情，还得了吗？葆树提出去美云家住。她肚子里已经有和其峰（冯绍峰饰）的孩子，但其峰已有妻女。与此同时，其峰收到威胁短信 “你会付出代价的。”情节狗血中见写实，写实中藏隐喻。在被困电梯时，葆树让美云先走，恰如五年前命运的重演。
不只是女主，电影中似乎每个人都处于某种困境，正如葆树所说，“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能好起来。”整部影片的压抑郁闷延续至片尾，最终透过美云突如其来、存在主义式的一刀，刺穿罪咎与悔恨。面对无法脱离困境的挫败，这既是暴力的宣泄，也是一种打开沟通、和解、原谅与赎罪的契机。
| 访谈 |
时间：2025年9月3、4日
地点：威尼斯丽都岛 Albergo Quattro Fontane
导演蔡尚君 受访者供图陈智廷：请问《日掛中天》拍摄想法的缘起是什么？
蔡尚君：我前两部作品《人山人海》（2012）和《冰之下》（2017），后者的英文名是 The Conformist，其实都在关注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反抗。
《人山人海》表达的是当时内心的愤怒，对人物遭遇的不公不义的抗争。一个微弱的个体能产生奇迹，是我内心的一种记录。《冰之下》则想写的是人在时代洪流中身不由己的状态，就是肉身太沉重。我们平常说“肉身太重了，想往上升一点”，就像普通人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上升一样，基本上不太可能。《冰之下》写的是人性的堕落，主人公最后选择了同流合污。
大概从2017年之后，我就开始准备《日掛中天》。那几年疫情期间要拍电影挺艰难的。疫情后，大概从2022年开始，我好像看到了一些希望，电影院慢慢开始重新复工。在疫情期间，我和我太太韩念锦一起合作编剧。我们后来去了趟长沙，等于“逃”出北京，相对自由松快一些。
在这段时间里，我的内心不再满足于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与反思，我更想关注中国人在这种环境下的精神生活——一种复杂多样、充满暧昧性的精神生活。我去凝视日常生活，每一个时刻的层叠中渐显出生命的秘义，那种隐藏的意义（hidden meaning），更直白一点，是一种秘密的意义（secret meaning）。就是在日常中看到不一样的关联：人与事物、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联性。
我看加拿大女作家门罗（Alice Munro）的书，她的作品我读了很多，非常喜欢，也深受启发。是否能看到日常之下的不正常，这一点特别重要。你需要找到一种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生活。她觉得生活处处都是素材，她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枯竭。
有些年轻导演问，写完自己的经历、童年、家庭这些紧密关系之后还能写什么？门罗的回答是：只要有不同的心和眼光去看事物，新的意义就会不断出现。
这也是我太太韩念锦的第一部编剧作品。我们这次合作，在写作方法上和以前完全不同。以前可能会先有宏大的主题、人物设定、情节段落的预设；但这次，我们完全抛弃了这些预设。
陈智廷：剧本创作期间，就已经决定在广州拍摄吗？
蔡尚君：对，一开始就是。为什么写广州？因为《冰之下》拍的是冰天雪地，太苦、太艰难了（笑），我就说下次我们找一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的地方。
我们觉得广州是最合适的，因为它有一种时间的纵深感，有中国过去三、四十年变化的历史印记和时间痕迹，几乎浓缩了这四十年的社会转型。从最早的城中村升鸿网，到如今最繁华、最现代化的城市面貌，广州都完整地承载着这种转变。
广州紧邻香港，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窗口，是发展的前沿阵地。时尚风潮多从香港传入，包括观念的变化。从20世纪80年代起，“时间就是金钱、效率就是生命”的观念逐渐传播开来，影响并辐射到大陆内部。我们听的流行音乐、穿的衣服，很多都是那个时候从南方传来的。那时候“倒爷”都往广东、深圳、广州等地跑，在时差、物理空间差中做生意，这些人也在城市中留下了许多印记。
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就该发生在广东，所以将男主角设定为本地人，这也是为什么选择了张颂文老师。但女演员则设定为一个外来者——一个来到广东工作、并最终留在当地生活的人。
剧本就是这样，通过人物关系的内在逻辑，一点一点地发展出来的，我们并没有完全跟着某种大的情节逻辑去走。
《日掛中天》剧照 受访者供图陈智廷：和韩国摄影师金炫锡的合作过程如何？
蔡尚君：非常好。我很喜欢他拍的两部作品，一部是李沧东导演的《诗》（2010），另一部是王小帅导演的《地久天长》（2019）。我觉得他的摄影风格特色是提炼。他能让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不那么杂乱，焦点视点更单纯凝聚。
这次我们用了40毫米的镜头，这是一个相对古典的焦段，介于广角和50毫米的标准镜头之间，可能更适合用来跟踪人物、追随人物的感受。这次导演、摄影都选择了“往后退”，尽量隐在叙事之后。影像上不去炫技，导演上更不去炫技。剧本其实是很传统的剧情结构，没有任何闪回。我宁可直接说，也不想通过闪回来展示过去的情节。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表述，过去的故事就一点一点，通过不同层次、几段内容慢慢补充出来。
我希望能保留文学的暧昧性与多义性。每个人物在不同阶段的心理反应和叙述角度，应该交由观众去判断、梳理和想象，从而构建他们心中的故事和真相。
陈智廷：我注意到，西方媒体和华文媒体对《日掛中天》的解读似乎不太一样。西方评论更强调“罪恶感”（guilt），您怎么看这个差异？
蔡尚君：“罪”的概念在西方宗教传统中有一种深入骨血的认识与体验，像“原罪”的观念，他们理解得非常清晰明确。创作剧本时，我和编剧韩念锦老师也讨论过这个问题。她在德国学习多年，熟悉德语的思维方式。德语是种非常严谨理性的语言，对词语和概念的界定特别清晰，是种哲学的逻辑思维方式。
而中文的表达则更含混，很多意思是隐含其中的，留给读者或听者去体会。罪恶感对西方人来说是极其明确的心理和伦理机制；而中国人对道德的理解往往没有那么清晰，我们虽然常常谈道德，但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去深入剖析道德的结构和运作逻辑。相对来说，我们往往选择含混地略过，不愿意明确讨论。
《日掛中天》其实和中国传统的情感经验息息相关。像偿还、牺牲、救赎这些概念，在中国文化中并不像在西方宗教体系中那样被严格定义。我们理解“救赎”往往是一种本能的“还”，而非宗教意识里的救赎。
中国人对“赎罪”没有特别强烈的意识，而是将“善恶”看作内在的本能，但善恶其实是一体两面。普通人可能只能做到小善小恶，而真正的大善大恶，往往来自那些拥有巨大能量的人。而“大恶人”也可能在某个时刻“一念成佛”，因为他有利他的无私精神，不求回报，这种转变并不符合西方式的道德二元论。相比之下，西方人对偿还、牺牲、洗罪等概念的理解更倾向二元对立，非黑即白，是非分明。
而我想表达的，是中国人情感经验中的暧昧性和多义性。人性是驳杂多义的，并非简单二分的好人坏人。人的一念可能是善，下一念可能是恶。正是这种两难选择与纠结，才是我想表达的核心：人性并非非黑即白，而是充满模糊矛盾。
《日掛中天》剧照 受访者供图陈智廷：从剧本结构来看，《日掛中天》的核心事件是一场交通事故。在构思中国式的道德困境时，为什么选择交通事故作为故事核心？
蔡尚君：我身边有位朋友，因为酒驾出了严重事故，虽然赔了很多钱、也与对方达成和解，最终还是被判刑三年半。如果没有达成和解，判得可能更重，就像我们剧本中设定的五年。这类交通事故一般判三到七年，如果主动赔偿、态度好一些，可能量刑会轻一点。
为什么选交通事故？因为我不想让这个“罪”太绝对、太严重，否则就无解了。交通事故是偶然无意的伤害，不是预谋犯罪，更贴近日常，也更贴近普通人可能遭遇的处境。有意犯罪的主观意识太强，因果链复杂，而交通事故更能反映生活中的意外与遗憾。
葆树因为爱的冲动，本能、无私去顶罪，但他根本没想过后果。我们常讲菩萨、耶稣的大爱，那种无私利他，但现实中普通人往往承受不了后果，现实的残酷会让人后悔动摇。我查过很多案例，也问过不少人，几乎没有人能坚持太久。一般不超过一个月，有的两三天就招了，说“我是替人顶罪”，因为他受不了了。
就像葆树说我也后悔了，因为你跑了。你跑了我马上就想把你举报，让你进来。但我转念一想，我把你举报了，你进来了我也出不去，我还是有罪，那就算了，咱俩何必呢。普通人永远在得失之间徘徊，游移不定。
美云是有道德底线的女人，不是一个纯粹的坏人。她是有罪之身，为此经历磨难，本能愧疚。电影围绕她在36岁这个年龄，一个月内经历的情感生活巨大变故。她发现自己再次怀孕，牵扯有妇之夫其峰。我觉得他们之间是真爱，是有真实感情基础的，只不过各自都处于生活的困境中，也有各自的软弱。
美云和其峰之间有前史。她第一次怀孕时，因为其峰家庭的压力，被迫堕胎。这次怀孕让她忐忑不安，可能是新的开始，也可能是命运的重复。同时，她又见到了分开七年的恋人葆树。她内心的愧疚促使她回去看他一眼，没想到牵扯出后面的发展。
葆树其实一开始不想再见她，他想“何必再揭开过去的痛”。如果他选择报复，这个故事很快就结束了，无非又是一桩命案。但他没有，他决定吞下所有的苦果。因为认罪是他自己选择的，他当然想过要举报她，但又觉得我也没招了，就算了，我认命。美云说她认命了，其实真正认命的是葆树。所有的后果、苦果，都是他一个人在吃。葆树是三个人中，生活在过去、只有过去没有未来的一个人。
《日掛中天》剧照 受访者供图美云内心有藏不住的过去，灼热的痛感。她和其峰之间的未来是未知、暧昧、不确定的。但当其峰的女儿发生事故之后，一大一小两个女性面对面、四目相对，美云从小女孩眼睛里已经读懂了：这个女孩不可能接纳她。对其峰来说，最爱的是他的女儿，其次才是美云，最后才是他的妻子。
美云明白其峰走不出这种羁绊，所以他们的感情，在医院那一场谈完话无疾而终了。一个女人把她藏了多年的底牌全告诉了现在的情人，她没有任何选择了，听天由命等男人选择，知道最坏的结果是什么。但其峰最后还是站起来，先去照顾孩子。美云心里清楚，他们之间不可能再有未来。那场戏，就是两人情感的无疾而终，他们一左一右走出了医院。
美云其实还抱有希望，她渴望一种新生命的可能。她对其峰说，“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”，但她没敢说真话，因为她知道真话无非就是现在不可能。她借着一条外来的短信，拐弯抹角地问他：“如果没有这个短信，你还会提离婚吗？”其峰回答：“我会。等以后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。”这或许只是一个口头承诺，不管是真是假，至少给了她一点点心理寄托。
结果是，她的感情无疾而终，工作也不尽人意，现实生活做生意很难，她在努力适应时代变化。她与葆树重新纠缠的过程中，她尝试去“还”，试图寻求原谅。但最后，她也不知道该怎么还、拿什么还，因为这种“还”无可量化。
葆树想要的，无非就是想和美云一起生活。他试探过这种可能性，但我觉得他自己心里也挺绝望的。当电梯的偶然事件再一次重复了他们的命运的时候，在他们二人四目相视的时刻，两个人的眼神都在这一瞬间，从焦灼的慌乱变为看透彼此灵魂的凝视，是对彼此境遇的警醒。葆树突然意识到：不管经历了怎样的伤痛，他依然爱着这个女人，还是会本能地保护她，还是会为她心动，还是会重蹈覆辙。所以那一刻，不是什么温情复燃，而是他就是那样一个人，本能地会说“你先走，你别管我。”
《日掛中天》剧照 受访者供图陈智廷：导演如何诠释美云在车站刺出那一刀的动机？
蔡尚君：美云在这个月里，经历了强烈的渴望与不断的剥夺。她渴望被原谅，渴望生活能改变，渴望出现新的可能。但现实却一再令她失望：感情无疾而终，工作不尽如人意，和葆树的纠缠也始终无法厘清。她求而不得，而葆树也选择了离开。因为他知道她怀孕了，他只能走。
就在车站，她追了出去，想挽留。新的可能，无意间彻底破灭了。所以我觉得，那一刻的美云，是极度绝望的，同时怀揣极致的渴求，想抓住这个男人，求得一句话，哪怕只是一句话。她知道，这一次分别，很可能就是永别。命运不会再给她机会了，就算以后有机会，这个男人也不会再认她了。她意识到，余生只能怀揣这份沉重的痛苦继续生活，没有解脱，没有释放。
这种痛，比她五年前离开时的愧疚更加剧烈。在那样的情绪极限下，我并不觉得这是一次“有意的谋杀”。反而更像加缪的《局外人》里，“光一闪”，刀子就拿起来了。也许她想把他留住，也许她想用这一刀换来内心的释放。
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情境，各种情绪和心理全都集中在那一刻爆发。她这一刀，可能是为了自己“好过一点”；也可能是“求得解脱”；也可能只是出于“你别走”的本能。这些解释全都成立。不同观众去看，都会有不同的理解，我觉得这正是它的多义所在。
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彻底的悲剧。所以我在导演阐述里写了一句话，“刀锋锐利，是向善的决绝。”
从外在来看，举刀是恶，是一种暴力行为。你捅了人一刀，这是客观的暴力。但从她的发心来说，是善的。她是在极端的痛苦中努力靠近“善”，就像我们抓自己头发试图往上提，但肉身太沉重了。灵魂想上升，却被现实拽住。但她的初衷，是想把这个罪抹掉，她想问的是：“你能原谅我吗？”她不是要杀他，她是要“求得宽恕”。
佛教由“发心”判断行为。如果一个行为的发心是善的，那么即使手段是暴力，从念头（而非法律）的角度来看，能量仍然是善的。所以我说，这一刀，是她向善的决绝，是一个普通女人在绝境中做出的壮举。我们普通人，可能根本做不到。
当然，也还有另一种结局的可能：她给了自己一刀。作为一个有罪的人，她要惩罚自己，但她不是那么理性的人。
回到两人关系上，两人相拥而泣，男人像动物般突然吼出来，那是一种原始的、本能的力量。他在喊：“你在干什么！”但不是通过语言，而是情绪。他们都不是理性的人，他们是被命运压迫的普通人，是情绪深处的动物。
《日掛中天》海报 受访者供图这一刻，他们不再通过语言表达怨恨，而是在释放长久的愤懑。男人当年是光明的，是善的，是有道德光环的，但是他有所求、有怨求。人就是这样，一念是善的，下一秒就可能充满怨恨，这就是葆树。他在那一刻，看到了美云的痛，和他自己的痛是一样的。
那是“同体共悲”，在苦难中看到彼此的镜像。两个人的痛苦是相通的，是可以共振的。正因为如此，那一刻他们和解了。男人的心墙塌了，他明白了这个女人真正的诉求，于是他们相拥。
接下来的结局是开放的：他们可能走，也可能留下。但那一刻，是在黑暗中有一束光亮了一下。不是终结，而是给了一个新的可能，一个开始的亮点。
（本文作者为香港都会大学文化研究助理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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